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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稿，遣幕府张穆之奏。穆之暗受向嘱，既至阙，面陈谔议可成。看官！试想神宗是好大喜功，听了张穆之一番奏对，遂以为有机可乘，乐得兴兵略地。且疑陆诜不肯协力，从中掣肘，竟将他调徙秦凤，专任向、谔，规复绥州。哪知这谔还要急，不待朝命颁到，已起兵潜绥州，围住名山营帐。名山毫不预防，突然遭围，自然脚忙手，当由亲吏李文喜导夷山，同劝名山降宋。名山无可奈何，只好举众降，共计首领三百人，一万五千，兵万名，一概就抚，由谔督兵筑城，缮固守备。夏人来争，被谔发兵邀击，杀退夏众，遂复绥州。绥州久已陷没，规复未始非策，但不在谅祚寇边之先，而在谅祚谢罪以后，未免自失信用耳。陆诜以诏命未至，谔即擅自兴师，拟遣吏逮治，可巧穆之西还，传诏徙诜，诜乃叹息而去。

夏主谅祚闻绥州失守，发兵寇。目李崇贵、韩善两人帐献策：“大王如用兵，恐胜负难料，不如另用他计。”谅祚问用何策，李崇贵：“前宋使杨定到来，曾许归我沿边熟，我曾送他金银宝，他受了我的馈赠，却未闻遵约，反听谔袭夺绥州，真是可恨！我不若诱他会议，杀死了他，就占领了保安，作为据，然后可战，退可守，不患不胜。”谅祚大喜：“果然好计，就照此行罢。”原来杨定曾使夏国，见了谅祚，跪拜称臣。谅祚畀他金银，及宝剑一、宝镜一，定即许归沿边熟番。及定还，将金银匿住，只把剑、镜献上，且言谅祚可刺状，神宗信为真言，竟擢定知保安军。自谅祚用计诱定，即遣韩善赍书往请，约定会议。定竟冒冒失失的前去赴会，一到会场，未见谅祚，即由李崇贵责他约。定尚未及答，已被崇贵呼伏兵，刀齐，将定剁成泥。该死，该死！随即攻保安，大肆劫掠。警报迭达汴都，神宗不免自悔。巧值李师中奏牍亦到，归咎谔，朝议随声附和，竟诛谔弃绥。前时不闻谏阻，至此又如此畏缩，宋廷可谓无人。神宗未肯遽允，当命陕西宣抚使郭逵移镇鄜延，就近酌夺。接应前回。逵用属吏赵 议， 读如歇。奏陈机宜，大致说：“虏杀王官，应加声讨，若反诛谔弃绥，成何国？且名山举族来归，如何置？”言之甚是。一面贻书辅臣，请保守绥州，藉张兵势，规度大理河川，择要设堡，画地三十里，安置降人，方为上计。朝议仍然未决，乃调韩琦判永兴军，经略陕西。琦临行，曾言绥不当取，及既抵任所，复奏称绥不可弃。枢府驳他前后矛盾，令再明白覆陈，琦遂覆奏：“臣前言绥不当取，是就理论上立言，今言绥不可弃，是就时势上立言。现在边衅已开，无理可喻，只有就势论势，保存绥州，秣兵厉，与他对待，俾他不敢小觑，方能易战为和。”练达之言。奏既上，言官尚论谔，有旨将谔贬官，谪置随州。会郭逵诇知诱杀杨定系李崇贵、韩善主谋，遂传檄谅祚，索取罪人。凑巧谅祚得病，更闻韩琦镇边，料知不能反抗，只得执住李、韩二人献与郭逵。未几，谅祚病死，秉常嗣立，遣臣薛宗等赴宋告哀。神宗问杀杨定事，宗谓：“李、韩二犯，已执送边镇，不日可到。”果然隔了一宵，由郭逵将李、韩二人槛送阙。神宗亲自廷讯，李崇贵直陈颠末，神宗不禁太息：“照此说来，杨定纳贿卖地，罪不容诛，但你等何妨径自陈请，由朕明正典刑，今乃擅加诱杀，藐我上国，难得称无罪么？”崇贵等乃叩首伏罪。神宗特赦崇贵等死刑，追削杨定官爵，籍没田宅。另遣使臣刘航册秉常为夏国王。小有诗咏韩魏公：

定皇纲耀威，如公谁不仰丰徽？三朝政绩昭然在，中外都凭只手挥。

夏事暂作结束，小又要叙那王安石了。看官少待，且看回。

上有急功近名之主，斯有矫立异之臣，如神宗之于王安石是已。神宗第为唐太宗，而安石之以尧、舜，神宗目安石为诸葛、魏徵，而安石竟以皋、夔、稷、契自况。试思急功近名之主，其有不为所惑乎？当时除吴奎、张方平、苏洵外，如李师中者，尝谓其必天。夫师中亦一夸诞士，史称其好为大言，以致不容于时，吾谓大言者必未足副实，即如绥州之役，彼第归咎谔，而于善后事宜，毫不提及，是殆亦责人有余，而责己不足者。赖韩琦坐镇，郭逵为辅，夏事始得就绪耳。吾以是叹韩魏公之不可及也。

第三十六回议新法创设条例司，谳疑狱狡脱谋夫案

却说王安石既承主眷，渐渐锋芒，意变法维新，炫人耳目。是时大帑银，所存无几，神宗年少气锐，方以富国兵为首务，安石隐伺上意，遂倡理财足国的谈，歆动神宗。熙宁元年仲冬，行郊天礼，辅臣以河朔旱灾，国用不足，乞南郊以后，不可再循故例，遍赐金帛。有诏令学士覆议，司光：“救灾节用，当自贵近为始，辅臣议应当照行。”王安石：“国用不足，乃不善理财的缘故，若徒事节，未识开源，终属无益。”司光又：“甚么叫作善理财？无非是会箕敛罢了。”安石：“不必加赋，自增国用，才算是理财好手。”光笑：“天哪有此理？天地生财，止有此数，官府多一钱，民间便少一钱，若设法夺民，比加赋还要厉害。从前桑弘羊尝挟此说欺骗汉武帝，太史公大书特书，显是指斥弘羊，讽刺汉武呢。”语虽未必尽然，但如桑弘羊、王安石等，实蹈此弊。安石尚不肯服理，仍然争论不已。神宗：“朕意亦与光同，但些须例赏，必吝啬，似亦未免失了。”遂不从辅臣所议，行赏如故。仍是左袒安石。

既而郑国公富弼自汝州觐，诏许肩舆至殿门，令弼扶掖见，且命免拜跪礼，赐坐与谈。神宗开问：“卿老成练达，定有见，现治国安，须用何术？”弼对：“人主好恶，不可令人窥测，否则人必伺隙售。譬如上天监人，善恶令他自取，乃加诛赏，庶几功罪两明。”神宗又：“北有辽，西有夏，边境未宁，如何是好？”弼又：“陛临御未久，当首布德惠，愿二十年不言兵。”对症发药。神宗踌躇多时，方：“朕常询卿，卿可留朝辅政。”弼答言：“老不胜任。”仍辞退赴郡。至熙宁二年二月，复召弼都，拜司空兼侍中，并特赐甲第。弼仍上表固辞，经优诏促使就，乃奉旨朝。途次闻京师地震，神宗减膳彻乐，独安石谓：“灾异由天，无关人事。”安石距近今千年，已知新学，确是一个人才。弼不禁叹息：“人君所畏惟天，天不足畏，何事不可为？此必人邪说，摇惑上心，不可以不救呢。”当即上书数千言，力陈贤辨的大要。及对，又说了数十语，无非是隐斥安石。神宗虽任弼同平章事，意中总不忘安石，拟擢为参政。会值唐介奏事，即与介述明本意，介言安石不胜大任。神宗：“文学不可任呢，经术不可任呢，吏事不可任呢？”介对：“安石好学泥古，议论每多迂阔，若令他为政，必多变更。”神宗不答。介退，语曾公亮：“安石果大用，天必困扰，诸公后当自知，莫谓介不预言呢！”公亮本推荐安石，哪里肯信？未几，神宗又问侍读孙固，谓安石可否令相，固对：“安石文行甚优，令为台谏侍臣，必能称职，若宰相全靠大度，安石狷狭少容，如何得？陛求贤相，臣心目中恰有三人，便是那司光、吕公著、韩维呢。”神宗总归不信，竟命安石参知政事。

安石谢，神宗语安石：“廷臣都说卿但知经术，未通世务。”安石：“经术正所以经世务，他人谓臣未通世务，实即未通经术，请陛详察！”神宗：“照卿说来，经世务，先施何术？”安石：“变风俗，立法度，正当今急务。”神宗首称善。安石遂言：“立国大本，首在理财，周朝设泉府等官，无非酌盈剂虚，变通民利，后世惟汉桑弘羊、唐刘晏合此意。今理财，亟应修泉府遗制，藉收利权。利权在握，然后庶政可行。”神宗：“卿言甚是。”安石又：“古语有言：‘为政在人。’但人才难得，更且难知。今使十人理财，有一二人不肯协力，便足败事。尧与众人共择一人治，尚且九载勿成，况择用不止一人，简选未尝询众，能保无异议么？陛诚决计行，首在不惑异说。”让你一人独，可好么？神宗：“朕知了，卿去妥议条规，待朕次第施行。”安石应命退。次日，即奏请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掌经画计，变通旧制，调剂利权。更举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协同办事。神宗准奏，当命安石、升之两人总领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令得自择掾属。安石遂引用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、苏辙等分掌事务。惠卿曾任真州推官，秩满都，与安石谈论经义，意多相符。安石竟称为大儒，事无大小，必与商议，有所奏请，又必令他主稿，几乎一日不能相离。曾布即曾巩弟，事事迎合安石意旨，安石亦倚为心腹，与惠卿同一信任。当悉心酌商，定了新法八条，六条谓足富国，两条谓足兵，由小录述如：

富国法六条。

（一）农田利饬吏分行诸路，相度农田利，垦荒废，浚沟渠，酌量升科，无论吏民，皆须同役，不准隐漏逃匿。

（二）均输诸州郡所输官粮，俱令平定所在时价，改输土地所产，官得徙贵就贱，因近易远，并准便宜蓄买，懋迁有无。

（三）青苗农民播青苗时，由朝廷资贷民，至秋收偿金，加息十分之二，或十分之三，仍还朝廷。

（四）免役使人民分等，纳免役钱，得免劳役，国家别募无职人民，充当役夫。

（五）市易就京师置市易所，使购不卖之于官，或与官换，又备资贷与商人，使遵限纳息，过限不输，息金外更加罚金。

（六）方田以东南西北各千步为一方，计量田地，分五等定税，人民税照纳。

兵法二条。

（一）保甲采古时民兵制度，十家为保，五百家为都保，都保置正副二人，使保丁，贮弓箭，习武艺。

（二）保以官贷保丁，死或病，令值给偿。

这数条新法议将来，老成正士没有一个赞成。参政唐介抗直敢言，先与安石争辩。安石词夺理，谓可必行，神宗又庇护安石，介不胜愤懑，气得背上生疽，竟尔谢世。先气死了一个。神宗遂将安石新法依次举行。先遣刘彝、谢卿材、侯叔献、程颢、卢秉、王汝翼、曾伉、王广廉八人巡行诸路，查农田利，酌定税赋科率、徭役利害；继即饬行均输法，起用薛向为江、浙、荆、淮发运使，领均输平准，创行东南六路。两法颁行，言路已是哗然。知制诰钱公辅、知谏院范纯仁等均言薛向开衅边疆，曾坐罪罢黜，应前回。不应起用。公辅且斥安石坏法徇私，安石不悦，竟奏徙公辅知江宁府。宣徽北院使王拱辰、翰林学士郑獬、知开封府滕元发，均为安石所忌，相继迁谪。恼了御史中丞吕诲，忍不住，即撰成一篇弹文，朝面奏。途中遇着司光，问他何事，诲便：“我将参劾一人，君实可赞成么？如肯赞成，请为后劲。”光问所劾何人，诲答：“便是新参政王安石。”光愕然：“朝廷方喜得人，奈何劾他？”诲叹：“君实也作是说么？怪不得别人。安石好执偏见，党同伐异，他日必败国事，这是腹心大患，不劾何待？你如不信，尽请便，我要朝去了。”光答：“我正去侍讲经筵，不妨同行。”原来君实系光表字，故诲以此相呼，两人同朝堂。待至神宗御殿，诲即袖弹章，上殿跪呈。神宗当即展阅，但见上面文字无非指斥安石，最注目的却有数语，其文云：

臣闻大似忠，大诈似信。安石外示朴野，中藏巧诈，骄蹇慢上，贼害，诚恐陛悦其才辩，久而倚畀，大得路，群会，则贤者尽去，由是生。臣究安石之迹，固无远略，唯务改作，立异于人。徒文言而饰非，将罔上而欺，臣窃忧之！误天苍生者，必斯人也！

看官！你想神宗方信任安石，怎能瞧得去？看到“误天苍生”句，不禁怒形于，立将原奏掷还。诲大声：“陛如不见信，臣不愿与佞同朝，乞即解职！”神宗也不多言，只命他退去。诲退后，即诏诲知邓州。范纯仁复申劾安石，留章不。纯仁求去，奉诏免他谏职，改判国监。纯仁又续缮奏章，拟再恳辞，甫经缮就，忽由安石遣使，传语纯仁：“已议除知制诰了，请不为已甚。”纯仁然：“这是用利诱我了。我言不用，万钟亦非我所愿呢！”不愧家风。当将奏稿取来使，次日，即将奏本呈。神宗尚未许去，蓦见安石朝，疾言遽，奏请立黜纯仁。神宗：“纯仁无罪，就使外调，亦当给一善地，可令知河中府便了。”安石不便再言，只得悻悻而退。范纯仁即仲淹第二，兄纯佑，曾随父镇陕，与将士杂，评骘人才，无不当，仲淹得任人无失，以此立功。及仲淹罢职，他奉侍左右，未尝少离，未几，废疾去世。弟纯礼、纯粹依次仕，后文慢表。惟纯仁以父荫得官，历任县令、判官，所向皆治。寻擢为侍御史，与议濮王典礼，复遭外谪。见三十四回。嗣又召还京师，命知谏院，至是又守河中，寻徙成都转运使，因新法不便，戒州县不得遽行。安石恨他阻挠，诬以失察僚佐罪，左迁知和州，此一段，叙明纯仁历史，且回应三十二回中语。这且再提。

且说王安石以两法既行，复议颁行青苗法。吕惠卿极端怂恿，独苏辙立言未可。安石问为何因，辙答：“钱贷民，本救民，但钱民手，不免妄用，满限多无力筹偿，有司饬吏追呼，鞭扑横施，是救民反至病民了。”安石：“君言诚有理，且从缓议。”于是有好几旬不谈此法。忽奉神宗诏命，令与司光覆议登州狱案。安石遂邀光合议，两人各据一见，免不得又争执起来。登州有一妇，许嫁未行，闻夫婿貌丑，心甚不平，竟暗挟利刃，潜往害夫。适乃夫卧田舍间，便刀斫，幸乃夫尚未睡着，慌忙起避，才得不死。只因用手遮格，被断一指而去。乃夫遂鸣官诉讼。知州许遵拘妇到案，见该妇姿颇佳，与乃夫确不相，遂有意脱妇，令她一一承认，当为设法保全，该妇自然听命。许遵即以自首减罪论，上达朝廷。遵有意全妇，莫非想娶她作妾么？安石谓遵言可行。光愤然：“妇谋杀夫，尚可减罪么？”安石：“妇既自首，应从末减。”光又：“律文有言，因他罪致杀伤，他罪得首原，今该妇谋杀乃夫，本属一事，岂谋自谋，杀自杀，可分作两事，得准首原么？”明白了解。安石：“若自首不得减罪，岂非自背律文？”无非好异，不顾纲常。两人相持不，当即共请神宗判断。偏神宗左袒安石，竟准如安石议。文彦博、富弼等谏阻不从，且将谋杀已伤，问自首一条，增律中，得减罪二等，发刑，垂为国法。侍御史兼判刑官刘述封还诏旨，驳奏不已。安石大愤，请神宗黜退刘述。述遂率侍御史刘琦、钱

安石执政以来，未逾数月，、商权诈之术，与陈升之合谋，侵三司利权，开局设官，分行天，惊骇听。近复因许遵妄议，定问自首之法，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，陛不察而从之，遂害天大公。先朝所立制度，自宜世守勿失，乃妄事更张，废而不用。如此诈专权，岂宜之庙堂，致国纪，愿早罢逐，以天。曾公亮畏避安石，自结援以固，赵抃则括拱手，但务依违，皆宜斥免，臣等为国家安危计，故不惮刑威，冒渎天听，伏冀明断施行。

疏上，安石奏贬琦监州盐酒务，

黜陟不妨由我主，纲常何必为人拘？

既而三司条例司官苏辙亦被谪为河南府推官。知苏辙如何得罪，容至回表明。

新法非必不可行，安石非必不能行新法，误在未审国，独执己见，但知理财之末迹，而未知理财之本原耳。当安石知鄞时，略行新法，邑人称便，即哓哓然曰：“我宰天有余。”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，执政非吏之任也，天方相诟病，而安石愈觉自是，黜陟予夺，任所为。至若登州妇人一案，较诸斗鹑少年，尤关风化，同僚谓不宜减罪，而彼必减免之，盖无非一矫立异之见耳。夫朝廷举措，关系天安危，而顾可以矫立异行之乎？我姑勿论安石之法，已先当诛安石之心。

第三十七回韩使相谏君论弊政，朱明府寻母竭孝思

却说苏辙系安石引用，在三司条例司中检详文字。安石行青苗法，为辙所阻，数旬不言。嗣由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上言：“农民播，各苦无资，富家得乘急贷钱，要求厚利。乞留本钱帛五十万，贷民取息，岁可获利二十五万。”安石览到此文，不禁喜跃：“这便是青苗法呢，奈何不可行？”遂亟召广渊都，与商青苗法，广渊一赞成。安石乃奏请颁行，先从河北、京东、淮南三路开办，逐渐推广。有旨报可，自是从前常平、通惠仓遗制，尽行变更。苏辙仍力持前说，再三劝阻，又与吕惠卿论多不合。惠卿遂谗安石，谓辙有意阻挠。安石大怒，加辙罪。还是陈升之从旁劝解，乃罢辙为河南府推官。安石复荐惠卿为太中允、崇政殿说书。司光谓：“惠卿憸巧，心术不正，安石误信惠卿，因致负谤中外，如何可以重用？”神宗不从，竟依安石所请。首相富弼见神宗信任安石，料想不能与争，托病求去，乃判亳州，擢陈升之同平章事。

升之就职后，神宗问司光：“近相升之，外议如何？”光对：“闽人狡险，楚人轻易，今二相皆闽人，曾公亮晋江人，陈升之建人，俱属闽地。二参政皆楚人，王安石临川人，赵抃西安人，俱属楚地。他日援引亲朋，充朝堂，哪里能培厚风俗呢？”神宗：“升之颇有才智，晓畅民政。”光又：“才智非不可用，但必须旁有正士隐为监制，方能无患。”神宗又问及王安石，光答：“外人言安石邪，未免过毁，但他太执拗，不明事理，这也是一大病呢。”评论确当。神宗始终不听。

陈升之既经相，颇笼络众望，请罢免三司条例司。这便是才智的见端。安石以为负己，又同他争论起来。升之称疾乞假，安石遂引枢密副使韩绛制置三司条例。安石每奏事，绛亦随，常奏称安石所陈，无不可用，安石大得臂助。绛复上言：“青苗法便民，民间多愿贷用，乞遍诸路转运使施行！”于是诏置诸路提举官，执掌贷收事件。提举官多方迎合，以多贷青苗钱为功，不论贫富，随支。又令贫富相兼，十人为保首。王广渊在京东，分民为五等，上等贷钱十五千，等贷钱一千，到限不还，即着悍吏敲比征呼，民间然。广渊奏，反说百姓呼德。谏官李常、御史程颢，劾论广渊为抑，掊克百姓，神宗不报。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放青苗钱，奏称百姓不愿借贷，神宗又不报。安石反恨恨：“广渊力行新法，偏遭弹劾，刘庠坏新法，不闻加罪，朝事如此，尚可望富么？”依了你，反要贫弱，奈何？横渠人张载与河南程颢、程颐兄弟素相友善，平居共谈学，归本六经。及为邑宰，不假刑威，专务敦本善俗，民化一新。御史中丞吕公著登诸荐牍，当由神宗召见，问以治。载对：“为政必法三代，否则终成小呢。”时安石方倡言古，神宗亦有心复古，听了此言，还张载亦安石一，即留他在朝，命为崇文院校书。哪知张载所说的古法与安石不同。他见安石托古病民，料难致治，竟称疾辞去。洁自好，足称明哲。

前参政张方平服阕还朝，应三十五回。受命为观文殿大学士，判尚书省，安石以方平异己，极力排挤，因知陈州。及陛辞，极言新法弊害，神宗亦怃然动容，随即召为宣徽北院使。又事事受安石牵制，请外调，乃复判应天府。时已熙宁三年了。河北安抚使韩琦忽上疏请罢青苗法，略云：

臣准散青苗，诏书务在惠小民，不使兼并乘急，以邀倍息，而公家无所利其。今所列条约，乃自乡一等而，皆立借钱贯数，三等而，更许皆借。且乡上等，并坊郭有业者，乃从来兼并之家，今令借钱一千，纳一千三百，是官自放钱取息，与初诏相违。又条约虽禁抑勒，然不抑勒，则上必不愿请，虽或愿请，请时甚易，纳时甚难，将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。陛躬行节俭以化天，自然国用不乏，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行，以致远迩之疑哉？乞罢诸路提举官，第委提刑狱，依常平旧法施行！

神宗览到琦疏，亦稍有所悟，便将原疏藏在袖中，御便殿，召辅臣等议。曾公亮先，神宗即从袖中取琦疏，递示公亮：“琦真忠臣，虽在外不忘王室。朕始谓青苗等法可以利民，不料害民如此。且坊郭间何有青苗，乃亦令借贷呢。”说至此，忽有一人趋：“如果从民所，虽坊郭亦属何害？”神宗命曾公亮递示原疏，安石略略一瞧，不禁然：“似汉朝的桑弘羊，括取天货财，供奉人主私用，乃可谓兴利之臣。今陛修周公遗法，抑兼并，赈贫弱，并不是剥民自奉，如何说是兴利之臣呢？”神宗终以琦说为疑，沉不答。安石趋，神宗乃谕辅臣：“青苗法既不便行，不如饬令罢免。”公亮：“待臣仔细访查，果不可行，罢免为是。”无非回护安石。神宗允准，公亮等方才退。安石即上章称病，连日不朝。神宗乃命司光草答琦诏，有“士夫沸腾，黎民动”等语。安石闻知，上章自辩。神宗又转了一念，似觉薄待安石，过不去，乃巽辞婉谢，且命吕惠卿劝使任事。安石仍卧疾不，神宗语赵抃：“朕闻青苗法多害少利，才拟罢免，并非与安石有嫌，他如何不肯视事？”赵抃：“新法都安石所创，待他销假，再与妥议，罢免未迟。”赵抃素称廉直，何亦有此因循？韩绛：“圣如仲尼，贤如产，初为政，尚且谤议纷兴，何怪安石？陛如果决行新法，非留用安石不可！安石若留，臣料亦先谤后诵呢。”这一席话，又把神宗罢免青苗的意思尽行丢去，仍敦促安石朝。一面遣副都知张若、押班蓝元振访民。哪知这两人早受安石贿托，回覆命，只说是民称便，神宗益信不疑，竟将琦奏付条例司，命曾布疏驳，刊石颁示天。安石乃朝叩谢，由神宗温词勉。安石自此执行新政，比前益。

文彦博看不过去，朝面奏，力陈青苗害民。神宗：“朕已遣二中使亲问民间，均云甚便，卿奈何亦有此言？”彦博：“韩琦三朝宰相，陛不信，乃信二宦官么？”神宗不觉变，但因彦博系先朝宗臣，不忍面斥，惟有以相示。彦博知言不见听，亦即辞。韩琦闻原奏被驳，复连疏申辩，且言安石妄引周礼，荧惑上听，终不见答。琦遂请解河北安抚使，止领大名府一路。这疏一上，却立邀批准了。嗣是知审官院孙觉因指斥青苗法，被贬知广德军，御史中丞吕公著亦因言新法不便，被贬知颍州。知制诰兼直学士院陈襄推荐司光、韩维、吕公著、范纯仁、苏轼等人，见忤安石，知陈州。参知政事赵抃自悔前时主持不力，致复行青苗法，上章劾论安石，并求去位，亦知杭州。参政一缺，即命韩绛继任。那时又来了一个护法么，姓李名定，曾为秀州判官，居然因附会安石，得擢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定为安石弟，自秀州被召，京遇右正言李常。常问：“君从南方来，民谓青苗法如何？”定答：“民皆称便。”弟不可不从师。常愕然：“果真么？举朝方争论是事，君勿为此言。”定与常别，即去谒见安石，且禀白：“青苗法很是便民，如何京师传言不便？”安石喜：“这便叫作无理取闹呢。改日对，你须要明白上陈。”定唯唯遵命。安石即荐定可用，神宗即召定问，定历言新法可行。及询至青苗法，定尤说得远近讴歌，舆悉洽。神宗大悦，即命定知谏院，曾公亮等言查考故例，选人未闻为谏官，应请改命，乃拜监察御史里行。知制诰宋求、苏颂、李大临谓：“定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，不缘御史，荐置宪台，朝廷虽急用才，破格特赏，但紊成规，所益似小，所损实大。”遂封还制书。经神宗诏谕再三，颂等仍执奏不已。安石劾他累格诏命，目无君上，遂坐罪落职，时人称为熙宁三舍人。

未几，有监察御史陈荐劾定，说他为泾县主簿时，闻母仇氏丧，匿不为服，应声罪贬斥。定上书自辩，谓：“实不知由仇氏所生，所以疑不敢服。”看官阅到此，恐不能不一疑问，定应仕籍，并非三五岁的小孩儿，况他父名问，也曾过国博士，定并非生自空桑，难连自己的生母都未晓得么？说来也有一段隐。仇氏初嫁民间，生为浮屠，释名了元，相传是与苏轼结的佛印禅师。后仇氏复为李问妾，生一，就是李定。寻又嫁郜氏，生蔡，工传神。此妇所生之，却都有息。定因生母改嫁，不愿再认，因此仇氏病死，他未尝持服。偏被陈荐寻瘢，将他弹劾，他只好糊解说，自陈无辜。安石谊笃师生，极力庇护，反斥荐捕风捉影，劾免荐官，改任定为崇政殿说书。监察御史林旦、薛昌朝、范肯复上言：“定既不孝，怎可居劝讲地位？”并论安石袒徒罪状。安石又奏神宗，说他朋串为，应加惩。神宗此时已是百依百顺，但教安石如何说法，当即准行，林旦等又复落职，言路未免哗然。定也觉不安，自请解职，乃改授检正中书吏房，直舍人院。总仗师力。

宋室旧制，文选属审官院，武选属枢密院。安石又创一篇议论，分审官为东西院，东主文，西主武。看官他何意？原来文彦博正主枢密，与安石不合，安石夺他政权，所以想此法。神宗依议施行，彦博奏：“审官院兼选文武，枢密院还有何用？臣无从与武臣相接，不能妄加委任，陛不如令臣归休罢！”神宗虽留彦博，但审官院分选如故。知谏院胡宗愈力驳分选，且言李定非才，有诏斥宗愈伏意，中伤善良，竟贬为通判真州。会京兆守钱明逸报闻，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，竟得迎归，有“孝行可嘉，亟待旌扬”等语。有李定之背母，复有朱寿昌之寻母，一孝一不孝，互勘益明。李定当日恐不免有瑜、亮并生之叹。寿昌，扬州人，父名巽，曾为京兆守，巽妾刘氏，生寿昌，年仅三岁，刘氏被，改适党氏。《宋史·寿昌本传》谓刘氏方娠即，寿昌生数岁还家。但据王偁《东都事略》、苏轼《志林》，皆云寿昌三岁母，今从之。至寿昌年，父巽病亡，他日夕思母，四访求，终不可得。寿昌累知各州县，除办公外，辄委吏役探听生母消息，又遍贻同僚书函，托访母刘氏住址。不意愈久愈杳，越访越穷，他竟摒绝酒，戒除嗜，甚至用浮屠言，灼背烧，刺血书佛经，誓诸神明，得母方休。熙宁初年，授知广德军，他莅任数月，竟太息：“年已五十，尚未得见生母，如何为人？古人说得好：‘求忠臣于孝之门。’孝且未尽，怎好言忠？罢，罢！我宁舍一官，再往寻母，好歹总要得一确音。万一我母西归，就使森罗殿上，我也要去探觅哩。”孝、忠臣多人成，自呆。随即辞职，并与家人诀别：“我此行若不见母，我亦不回来了。”家人挽留不住，他竟背着行飘然径去。在途跋山涉，暑冒寒，也顾不得甚么辛苦。只是沿途探问，悉心侦察，好容易行关中，到了同州，复逐村挨的查问过去。巧巧有一老妇人倚门立着，他竟向问刘母落。那老妇却似有所晓，便令寿昌，盘问底细。寿昌一一陈明，老妇不禁泪：“据你说来，你便是朱巽寿昌么？”当将自己如何被逐，后来如何改嫁，也说明由。寿昌听了数语，已知迹相符，遂不待辞毕，倒拜：“我的母亲，想杀儿了！”老妇亦对着寿昌抱同哭，哭了一会，又由寿昌自述寻母始末，更不禁破涕为笑。老妇：“我已七十多岁了，你亦五十有零，谁料母尚得重逢。想是你至诚格天，因得如此哩。”言毕，复召壮丁数人，与寿昌相见。这几个壮丁，乃是刘适党氏后所生数。寿昌问明来历，即以兄弟礼相待，大家喧叙一场。当由党氏家草草的备了酒肴，畅饮尽。越两日，寿昌即将老母刘氏及党氏数悉数迎归。事闻于朝，一班老成正士均说他孝行卓绝，须破格赐旌。奈王安石回护李定，不得不沮抑朱寿昌，仍请诸神宗，令还就原官。寿昌以养母故，求通判河中府，总算照准。士大夫作诗相赠，极为赞。监官告院苏轼亦赠寿昌诗，并有诗序一篇，誉寿昌，斥李定。定见诗及序，大加恚恨，后来遂有诬轼等事。寿昌判河中数年，母殁居忧，终日哭泣，几乎丧明。既葬，有白乌集于墓上，时人以为孝思所致。小有诗咏：

人生百行孝为先，寻母何辞路万千。

留得一编《孝义传》，好教后世仰前贤。

寿昌仕至中散大夫而终，《宋史》列《孝义传》，这且不必絮述。回接朝事，请看官续阅文。

青苗法非必不可行，弊在立法未善耳。贷秋还，本钱一千，须加息三百，利率何其重耶！愿借者固贷与之，不愿借者亦令贷钱，勒派何其苛耶！坊郭本无青苗，乃亦放钱取息，是更名实未符，第借此以括民财而已。韩琦上疏，几已格君心，乃复为邪党所误，韩绛等不足责，赵抃亦与有过焉。安石僻自是，顺己者虽亦忠，逆己者虽忠亦，不孝如李定，且始终回护之，矧（shěn）在他人？惟既生李定，复生朱寿昌，造化小儿，恰亦故使同时，俾其互相比例，是得毋巧于撮欤？本回于韩琦奏牍，特行提叙，于朱寿昌行谊，又特行表明，劝忠教孝，寓有微忱，匪特就史述史已也。

第三十八回弃边城抚臣坐罪，徙杭州名吏闲游

却说监察御史程颢系河南人，与弟颐皆究心圣学，以修齐治平为要旨。颢尝举士，任晋城令，教民孝悌忠信，民如父母。后京为著作佐郎，吕公著复荐为御史。神宗素闻颢名，屡次召见。颢前后对甚多，大要在正心窒，求言育才。神宗亦尝俯躬相答。至新法迭兴，颢屡言不便，请罢青苗钱利息，及汰去提举官等。安石虽怀怒意，但颇敬他为人，不遽发。颢忍无可忍，复上疏极言，略云：

臣闻天之理，本诸简易，而行之以顺，则事无不成。故曰智者若禹之行，行其所无事也。舍之而于险阻，则不足以言智矣。盖自古兴治，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，未闻辅弼大臣，人各有心，暌戾不一，致国政异，名分不正，中外人，谓不可，而能有为者也。况于措制失宜，沮废公议，一二小臣，实预大计，用贱陵贵，以邪妨正者乎？凡此皆天之理，不宜有成，而智者之所不行也。设令由此侥幸，事有小成，而兴利之臣日，尚德之风日衰，尤非朝廷之福。矧复天时未顺，地震连年，四方人心，日益摇动，此皆陛所当仰测天意，俯察人事者也。臣奉职不肖，议论无补，望早赐降责，以避官谤，不胜翘企之至！

疏后，奉旨令诣中书自言。颢乃至中书，适安石在座，怒目相视。颢恰从容说：“天事非一家私议，愿平心听受，言可乃行，不可便否，何必盛气凌人？”安石闻言，不觉自愧，乃欠请坐。颢方坐定，正开言，忽同僚张戬亦至。无独有偶。安石见他来，又觉得是一个对。他与台官王韶上疏论安石法，并弹劾曾公亮、陈升之、韩绛、吕惠卿、李定等，疏不报，竟向中书面争。时适天暑，安石手携一扇，对着张戬，竟用扇掩面，吃吃作笑声。确有相。戬竟抗声：“如戬狂直，应为公笑，但笑戬的不过公等两三人，公为人笑，恐遍天皆是呢！”陈升之在旁：“是是非非，自有公论，张御史既知此理，也不必多来争执。”戬不待说完，便应声：“公亦不得为无罪。”升之也觉渐沮。安石：“由他去说，我等总有一定主意，睬他何为？”戬知无理可喻，转自去。颢亦辞归，复上章乞罢。诏令颢为江西提刑，颢又固辞，乃改授签书镇宁军节度使判官。戬与韶亦求去，于是戬知公安县，韶知上元县。还有右正言李常，因驳斥均输、青苗等法，比安石为王莽，安石怎肯相容，亦常通判州。不数日间，台谏一空，安石却荐一谢景温为侍御史。谢与安石有姻谊，所以援引去。且将制置条例司归并中书，所有条例司掾属，各授实官。命吕惠卿兼判司农寺，领新法事宜。枢密使吕公弼屡劝安石守静毋扰，安石不悦。公弼将劾安石，属稿甫就，被从孙吕嘉问窃去，持示安石。安石即先白神宗，神宗竟将公弼免官，知太原府。吕氏赠嘉问名，就是“家贼”两字。嘉问亦安然忍受，但邀安石心，也不甚么贼不贼了。可谓无耻。既而曾公亮因老求去，乃罢免相位，拜司空兼侍中，并集禧观使。当时以熙宁初年，五相更迭，有生老病死苦的谣言：安石生，曾公亮老，唐介死，富弼称病，赵抃叫苦。虽是一时诙谐，却也很觉确切呢。

安石正力排正士，增行新法，忽西陲呈报边警，夏主秉常大举寇，环庆路烽烟遍地了。安石遂自请行边，韩绛奏：“朝廷方赖安石，何暇使行？臣愿赴边督军！”神宗大喜，便令绛为陕西宣抚使，给他空名告敕，得自除吏掾。绛拜命即行。总是到成功，谁知骑梁不成，反输一跌。先是，建昌军司理王韶尝客游陕西，访采边事，返诣阙，上平戎三策。大略谓：“西夏可取，取西夏须先复河湟，复河湟，须先抚辑沿边诸番。自武威以南，至洮、河、兰、鄯诸州，皆故汉郡县，地可耕，民可役，幸今诸羌瓜分，莫能统一，乘此招抚，收复诸羌，就是河西李氏，即西夏。即在我掌中。现闻羌所畏，惟唃氏即唃厮啰，见第十八回。孙，若结以恩信，令他纠合族党，供我指挥，我得所助，夏失所与，这乃是平戎的上策呢。”此策非必不可用。神宗以为奇计，即召王安石议。安石也极赞许，乃命韶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，一面封唃厮啰董毡为太保，董毡一译作董戬，系唃厮啰三。仍袭职保顺军节度使，且封董毡母乔氏为安康郡太君，董毡因遣使谢。至王韶到了秦凤，收降青唐蕃俞龙珂，遂请筑渭、泾上两城，屯兵置戍，并抚纳洮河诸。秦凤经略使李师中反对韶议，安石以师中沮挠，令罢帅事。王韶又上言：“渭源至秦州，废田多至万顷，愿置市易司，笼取商利，作为垦荒经费。”安石正要行市易法，哪有不从之理？即请旨转饬李师中给发川，即钞票之类。易取货，并令韶领市易事。师中又上言：“韶所指田，系极边弓箭手地，不便开垦。市易司转足扰民，恐所得不补所亡。”看官！你想安石肯听从师中么？当奏罢师中，徙知舒州，另命窦舜卿知秦州，与侍李若愚往查闲田所在。哪知仅得地一顷，还是另有地主，舜卿、若愚只好据实奏报。安石又说舜卿隐蔽，把他贬谪，令韩缜往代。缜遂报无为有，顺安石意。要想保全官职，也不得不尔。乃韶为太中允，寻复令主洮河安抚司事。看官记着！为了王韶倡议平戎，不但吐蕃境从此多事，就是宋、夏涉也因此决裂，竟先闹战事来。

熙宁三年五月，夏人筑闹讹堡，一译作诺和堡。屯兵甚众。知庆州李复圭闻朝廷有意平夏，竟师邀功，当遣裨将李信、刘甫等率蕃、汉兵三千，往袭该堡，偏被夏人得知，一阵驱杀，大败信等，信等逃归。复圭不觉自悔，却想了一计，把无故兴兵的罪状都推在李信、刘甫上，斩首徇军，复由自己领兵，追袭夏人，杀了老弱残兵二百名，即上书告捷。真好法。夏人不肯休，乘着秋，大举环庆州，攻扑大顺城及柔远等寨。钤辖郭庆、等战死。及韩绛巡边，在延安开设幕府，选蕃兵为七军。绛不习兵事，措置乖方，且起用谔为鄜延钤辖，知青涧城，命诸将皆受谔节制，蕃兵多怨望。绛与谔谋取横山，安抚使郭逵：“谔一狂生，怎知军务？朝廷徒以氏家世赐荫孙，若加重用，必误国事。”绛甚不谓然。适陈升之因母丧去位，两个同平章事，去了一双。一即曾公亮。神宗擢用两人，了接替，一个便是王安石，一个偏着韩绛。安石为首相，即就此带叙。绛在军中，有诏遥授为同平章事。绛兴采烈，即劾郭逵牵掣军。逵奉敕召还，谔遂率兵二万人袭破啰兀，筑城拒守，筑永乐川、赏逮岭二寨。又分遣都监赵璞、燕达等修葺抚宁故城，及分荒堆三泉、吐浑川、开光岭、葭芦川四寨，相去各四十余里。韩绛方保荐谔，盛叙功绩，不意夏人已顺宁寨，围抚宁。是时边将折继世、永能等方驻兵细浮图，去抚宁不过数里。啰兀城兵势尚厚，且有赵璞、燕达等防守抚宁。谔在绥德闻报，惊惶的了不得，拟作书召回燕达，偏偏不应心，提起了笔，那笔尖儿好似作怪，竟颤动，不能成字。适运判李南公在旁，看他这般形，不禁好笑，他却掷笔旁顾：“甚么好？甚么好？”说了两个好字，竟泪鼻涕一齐将来。穷形尽相。南公劝解：“大不了的弃掉啰兀城，何必害怕哩？”谔一言不发，尚是涕泪不已。及南公趋退，那警报杂沓来，所有新筑诸堡陆续被陷，将士战殁千余人。谔束手无策，绛亦无可隐讳，只得上书劾谔，且自请惩。有诏弃啰兀城，贬谔为汝州团练副使，安置潭州。绛亦坐罢，徙知邓州。夏人既得啰兀城，却也收兵退去。

惟王安石转得独相，把揽大权，新任参政冯京、王珪。珪曲事安石，仿佛王氏家，京虽稍稍腹诽，但也未敢直言。翰林学士司光、范镇依次罢去。神宗新策贤良方正，太原判官吕陶、台州司参军孔文仲对策直言，已登上第，为安石所沮，饬孔文仲仍还故官，吕陶亦止授通判蜀州。于是保甲法、免役法次第举行，并改诸路更戍法，更定科举法，朝三暮四，任意更张。小于保甲、免役诸法，已在上文约略说明。所有更戍法系太祖旧制，太祖惩藩镇旧弊，用赵普策，分立四军，京师卫卒称禁军，诸州镇兵称厢军，在乡防守称乡军，保卫边称藩军。禁军更番戍边，厢军亦互相调换，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，所以叫作更戍。时议以兵将不相识，缓急无所恃，不如分诸路将兵，总隶禁旅，使兵将相习，有训练的好，无番戍的烦劳。安石称为良策，乃改订兵制，分置诸路将副。京畿、河北、京东西路置三十七将，陕西五路置四十二将。每将麾，各有队将、训练官等数十人，与诸路旧有总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等设官重复，虚糜廪禄，并且饮嬉游，养成骄惰，是真所谓巧反拙了。

宋初取士，多仍唐旧，士一科，限年考试，所试科目，即诗赋、杂文及帖经、墨义等条。仁宗时，从范仲淹言，有心复古，广兴学校，科举须先试策论，次试诗赋，除去帖经、墨义。及仲淹既去，仍复旧制。安石当国，将科举革除，一意兴学，当由神宗饬令会议。苏轼谓：“仁宗立学，徒存虚名，科举未尝无才，不必变更。”神宗颇以为然。安石以科法未善，定更张。当由辅臣互为调停，以经义、论策取士，罢诗赋、帖经、墨义。后来更立太学生三舍法，注重经学。安石且作《三经新义》，注释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，颁行学官，无论学校、科举，只准用王氏《新义》，所有先儒传注，概行废置。安石的势力，总算膨胀得很呢。这两条不第解释新法，即宋初成制，亦借此叙明。苏轼见安石专断，甚觉不平，尝因试士发策，拟题命试，题目是：晋武平吴，独断而克；苻代晋，独断而亡；齐桓专任仲而霸；燕哙专任之而败，事同功异为问。这是明明借题发挥，讥讽安石。安石遂挟嫌生衅，奏调轼为开封府推官，轼决断，声闻益著，再上疏指斥新法，略云：

臣之所言者，三言而已：愿陛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人主所恃者，人心也，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，今陛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讲求于，使者四十余辈，分行营于外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之宰而治财，君臣宵旰，几有年矣，而富国之功，茫如捕风。徒闻帑数百万缗，祠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，人皆知其难也。汴浊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稻。今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使相视地形所在，凿空访寻利，堤防一开，失故，虽议者之，何补于民？自古役人，必用乡。徒闻江、浙之间，数郡雇役，而措之天。自杨炎为两税，租调与庸，既兼之矣，奈何复取庸？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，今陛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，虽云不许抑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官污吏，陛能保之乎？昔汉武以财力匮竭，用桑弘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，于是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。臣愿陛结人心者，此也。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德之浅，不在乎与弱。时数之所以短者，在风俗之厚薄，不在乎富与贫。臣愿陛务崇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急于有功而贪富。仁宗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序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，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，言乎用兵，则十而九败，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向义，故升遐之日，天归仁。议者见其末年，吏多因循，事多不振，乃矫之以苛察，济之以智能，招来新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臣愿陛厚风俗者，此也。祖宗委任台谏，未尝罪一言者，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而无官。言及乘舆，则天改容，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，而借之重权者，将以折臣之萌也。臣闻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公议。今者议沸腾，怨

这疏一上，安石愈加愤怒，使御史谢景温妄奏轼罪，穷治无所得，方才寝议。轼乞请外调，因即命他通判杭州。轼，字瞻，眉山人，父洵尝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诗书，及弱冠，博通经史，善属文，笔辄数千言。仁宗嘉祐二年，就试礼，主司欧修得轼文，拟擢居冠军，嗣恐由门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，复以《秋》对义列第一。嗣直史馆，为安石所忌，迁授判官告院。至是又徙判杭州。杭城外有西湖，山秀丽，冠绝东南，轼办公有暇，即至湖上游览，所有慨，悉托诸咏，一时文士，多从之游。又仿唐时白居易遗规，浚湖除葑，在湖中筑土成堤，植桃与柳，缀景。后人以白居易所筑的堤称为白堤，苏轼所筑的堤称为苏堤。相传苏轼有妹名小妹，亦能诗，适文士秦观，字少游，与轼唱和最多。轼又与佛印作方外，与琴作平康友，闲游湖上，诗酒联，这恐是附会荒唐，不足凭信。轼有弟名辙，与兄同登士科，亦工诗文，曾任三司条例司检详，以忤安石意被黜，事见上文。小妹不见史乘，秦观曾任学士，与轼为友。佛印、琴，稗乘中间有记载，小也无暇详考了。尝有一诗咏两苏云：

蜀地生大小苏，后人称轼为大苏，辙为小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