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 物价工赀赀产(4/7)

俗绢滥，退绢一匹，征钱三百，人庶苦之，乃表请钱、绢两受，任人所乐，可见四百为多取也。自石勒之时，至于魏世，绢价约落至十分之一，亦颇与南朝形相似矣。

史所载谷价，多在饥荒丧之时，实不足考人民生活形，（晋、南北朝谷价异常者：《惠帝纪》：元康七年七月，关中饥，米斛万钱，时直齐万年之。大安二年十月，公私穷蹙，米石万钱，时直张方之。《怀帝纪》：永嘉五年六月，百姓饥俭，米斛万余，时刘曜、王弥陷京师。《愍帝纪》：建兴四年十月，京师饥甚，米斗金二两，人相，死者大半，时刘曜自前月京师。《成帝纪》：咸和四年正月，苏峻硕攻台城，城中大饥，米斗万钱。《魏书·僭晋传》云：谷石数万。咸康元年，大旱，会稽、余姚尤甚，米斗五百。《石季龙载记》：时众役繁兴，军旅不息，加以久旱，谷贵，金一斤，直米二斗。《吕光载记》：光之称酒泉公，谷价腾踊，斗直五百，人相，死者大半。吕隆之将亡也，姑臧谷价踊贵，斗值钱五千，人相，饿死十余万。《魏书》本传同。《秃发氏载记》云：隆为沮渠蒙逊所伐，遣使乞师，利鹿孤引群议之，其尚书左丞婆衍仑曰：“今姑臧饥荒残弊，谷石万钱。”则尚未至如《隆载记》所言之烈。盖其初危急时，与后极困弊时，谷价又有不同也。《宋书·沈演之传》：元嘉十二年，东诸郡大，民人饥馑。吴、义兴及吴郡之钱塘，升米三百。《前废帝纪》：大明八年，去岁及是岁，东诸郡大早。甚者米一升数百。京邑亦至百余。饿死者十有六七。一升，《南史》作一斗。案《孔觊传》言：大明八年，东土大旱，都邑米贵，一斗将百钱，《南史》亦同，则作斗者是也。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：天监元年，大旱，米斗五千，人多饿死。《庾革传》亦言革以是时行会稽郡事，时承凋敝之后，百姓凶荒，所在谷贵，米斗数千，人多散。《侯景传》言：景围台城时，稍尽，米斛数十万，人相者十五六。《南史·景传》云：景石常平仓既尽，便掠居人。尔后米一升七八万钱，人相，有其者。《魏书·岛夷传》云：城大饥，人相。米一斗八十万。皆以人杂而卖之。军人共于德前立市，屠一得绢三千匹，卖一狗得钱二十万。皆熏雀掘鼠而之。案谷价之翔贵，由于旱者实少，由于兵者特多且甚，此以见人祸之更烈于天灾也。）其稍近于常者：《晋书·货志》载调之式，远夷不课田者，输义米三斛，远者五斗，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，此恐亦仅能取诸主。课调既愈远而愈轻，则二十八文，必尚不及米五斗之价。此大略；且远夷形，亦与中国不同；不足以考谷价。《齐书·豫章王嶷传》：嶷为荆、湘二州刺史，以谷过贱，听民以米当钱，优评斛一百，此条最可考见南朝谷价。荆、湘为产米之区，（参看第二十章第一节。）谷斛不及百钱，余瘠薄之地当较贵，则当在百钱左右也。梁天监四年，大穰，米斛三十，其必病农，自无疑矣。然《魏书·货志》言：天兴后比岁大熟，匹中八十余斛。《隋书·货志》言：东魏元象、兴和之中，频岁大穰，谷斛至九钱。魏初绢匹，假依石勒时中绢为四千，斛得钱约五十，其斛傥与古量相同，已去天监之世不远。东魏之世，斗、称于古，既已二而为一，则古斛一斛，仅得四钱半，不惟视梁之米斛三十为廉，且较汉宣帝时谷石五钱犹矣。岂其所谓斛，犹以古斛言之邪？然南北朝时，不论南北，粜价皆贱，则似不足疑。此当时论者，所由多以伤农为虑也。

日之量，在前世为人五升，已见《秦汉史》第十五章第一节。晋、南北朝之世，似亦无甚差殊，此固不应有异也。《晋书·货志》载邓艾论屯田之语曰：“六七年间，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，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也。”十万之众，五年三千万斛，则人年六十斛，以三百六十日除之，日得一斗六升余，此似乎大多。然《宋书·乐志》载晋成帝咸康七年，散骑常侍顾臻表谏伎乐之语，谓“兵七升，忘赴难”。又《宋书·刘传》，载策攻县瓠之语，谓“二万人岁米四十八万斛，五年合须米二百四十万斛”，则人岁米二十四斛。以三百六十日除之，日得六升又三分升之一。则与五升之数，相去不远矣。《后汉书·伏湛传》注引《九章算术》云：“粟五十率三十，一斛粟得六斗米为。”邓艾之语，盖据粟言之，一斗六升粟，得九升许，以稍凿之米言之，则亦与顾臻、刘所云相去不远也。《梁书·何胤传》：胤谓王果曰：吾年已五十七，月四斗米不尽，何容得有宦？《陈书·孝行传》：司嵩丁父艰，日薄麦粥一升。张昭及弟乾，父卒，并日一升麦屑粥。此为衰者、毁者之，不能以例常人。《梁书·江革传》：革为元延明所执，日给脱粟三升，仅余命；《齐书·孝义传》：崔怀慎孤贫独立，宗党哀之，日敛给其升米；所以为至觳之养，免死之周也。此升皆近于古。《北齐书·库狄伏连传》：（附《慕容俨传》后。）家百数，盛夏之日，料以米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有饥，若为南朝之量，必不能支。盖谓盛夏可以少，故又略减于古之五升。亦足证魏、齐斗、称，于古二而为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