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(3/4)

事实（fact），因逻辑推演而份贵，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外来的产和知识欧洲词汇[2]。同是在这一过程中，对象的再象，对演绎的再演绎，使他们产了不少“格理”而不是“格”的语言，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，诸如being,nonbeing,otherness,sameness,nothihing-hood,for-itself-ness……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大，真是要译血压和神病来。显而易见，这语言确保了密，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，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密、准密、非密以及无法密。

两主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。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，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。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、理主义、科学主义的大声浪。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混、虚玄、圆、散、空、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。

在这况，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密的冲动，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，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。比如当今的“国家”实际上是指国，与家没有太多关系，兼义变成了偏义——科学家、法学家、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密的语言吗？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言说的明确无误吗？不过，这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。改造后的“国家”一词仍然兼有国土（try）、国族（nation）、国政组织（state）等义，很遗憾，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，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。更重要的是，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，构成了改造的难。比如“理”就很难由兼转偏，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，任何事必须办得理，二者不可偏废，所以“理”必须是一个词，是一回事，不可切分为二。在这况，如果闹一个“理主义”，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的怪胎；如果分解“主义”和“理智主义”，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巧成拙，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。

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，无奈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，留各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。

不仅“理主义”说不通，“标本主义”、“刚柔主义”、“知行主义”等也肯定不像人话。这证明大多中国人理标与本、刚与柔、知与行之类问题，还是顽持和持久怀念一整合、互补、兼济、并举的态度，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，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，还是思想影响语言，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、相对地、变化地描述事，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，使“主义”和“化”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。中国古人的儒学、墨学、经学、玄学、理学、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。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，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，一些的单标签也在逐渐凋零。“革命化”、“市场化”、“集化”、“私有化”、“德化”、“世俗化”一类号，经人们现实受一再淘洗，在当今不是已退历史，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。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土条件，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英的结合，因此“大众主义”和“英主义”听上去总有刺耳，不易说得理直气壮，始终难以响亮起来。谁要是拍着脯自封“英主义”或“大众主义”，在多数况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。

当然，“现代化”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，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，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绪。但多年来沿用的“社会主义”一词已经被“中国特”、“初级阶段”、“改革开放”、“市场经济”、“以人为本”等多附加成分所拓展，词组越来越，涵越来越繁，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，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。明人不难看，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，或可视为一名理上的破蛹待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