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节 户口增减(4/5)

不便之。柳元景弟僧景为新安大守，恃元景之势，至发兵以讨玄谟，赖玄谟之以静，得以无事。亦可见恶直丑正者之实繁有徒矣。废帝元徽元年，八月，诏曰：“圣武造运，一闳区，诒世之规，申土断之制。而夷险相因，盈晦递袭，岁馑凋，戎役惰敝，违乡寓境，渐至繁积。宜式遵鸿轨，以为永宪。”可见宋初之制，至是已渐隳坏矣。《齐书·吕安国传》：建元二年，虏寇边，上遣安国司州，安集民。诏曰：“郢、司之间，杂繁广，宜并加区判，定其隶属”，此亦土断之意。梁武帝天监元年，四月，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。陈文帝天嘉元年，七月，诏曰：“自顷丧，编播迁，言念余黎，良可哀惕。其亡乡失土，逐移者，今年随其适乐，来岁不问侨旧，悉令著籍，同土断之例。”《魏书·张普惠传》：除东豫州刺史。淮南九戍、十三郡，犹因萧衍前弊，别郡异县之民，错杂居止。普惠乃依次括比，省减郡县。上表陈状。诏许之。综观诸文，则土断之政，终南北朝之世未息，终亦未能弊绝风清，盖以其时外患，迄未宁静也。《陈书·宣帝纪》：大建十一年，三月，诏“淮北义人率归国者，建其本属旧名，置立郡县，即隶近州，赋给田宅，唤订一无所豫”。此与公违土断者何异？以是为宽恤之政，土断之所以难行者可知矣。《魏书·大祖纪》：天赐元年，初限县不满百罢之，而甄琛当世宗时，仍表言边外小县，所领不满百，可见北朝亦有斯患。《隋书·杨尚希传》：尚希于隋初上表曰：“当今郡县，倍多于古。或地无百里，数县并置；或不满千，二郡分领。僚以众，资费日多，吏卒又倍，租调岁减。清良才，百分无二，动须数万，如何可觅？”请“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”。文帝鉴而嘉之，遂罢天诸郡。盖侨州郡县之弊，至是始除，亦以其时海宁一故也。

籍分黄白，而弊窦随之。《齐书·虞玩之传》：玩之承建元二年之诏，上表曰：“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，孝建元年书籍，众巧之所始也。元嘉中，故光禄大夫傅隆，年七十，犹自书籍，躬加隐校。古之共治天，惟良二千石。今求治取正，其在勤明令。凡受籍县，不加检合，但封送州。州检得实，方却归县。吏贪其赂，民肆其。弥而却弥多，赂愈厚而答愈缓。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，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，共却七万一千余。于今十一年矣，而所正者犹未四万。神州奥区，尚或如此，江、湘诸郡，倍不可念。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。民惰法既久。今建元元年书籍，宜更立明科，一听自悔。迷而不反，依制必戮。使官审自检校。必令明洗，然后上州。永以为正。若有虚昧，州县同咎。今多少，不减元嘉，而版籍顿阙，良亦有以。自孝建已来，勋者众。其中戈卫社稷者，三分殆无一焉。勋簿所领，而诈注辞籍，浮游世要，非官所拘录，复为不少。寻苏峻平后，庾亮就温峤求勋簿，而峤不与，以为陶侃所上，多非实录。之怀私，无世不有，宋末落纽，此巧尤多。又将位既众，举恤为禄，实甚微，而人领数万。如此二条，天合役之，已据其大半矣。又有改注籍状，诈人仕，昔为人役者，今反役人。又生不发，便谓为，填街溢巷，是皆然。或抱并居，竟不编。迁徙往来，公违土断。属役无满，亡不归。宁丧终。疾病卧。法令必行，自然竞反。”云云。上省表纳之。乃别置校籍官，置令史，限人一日得数巧，以防懈怠。于是货赂因缘。籍注虽正，犹推却，以充程限。至世祖永明八年，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。百姓怨望。世祖乃诏：“既往之諐，不足追咎。自宋升明以前，皆听改注。其有谪役边疆，各许还本。此后有犯，严加翦治。”永明六年，唐寓之之，实因检籍而作，事见第十章第四节。梁武帝时，王僧孺言晋籍宜加宝，武帝因诏僧孺改定《百家谱》，已见上节。案役籍既与籍并为一谈，士人又得特邀宽典，势自不能无弊。《魏书·孙绍传》，延昌中，绍表言：“中正卖望于里，主案舞笔于上台，使门齐等，而泾、渭奄殊，类应同役，而苦乐悬异。”《北齐书·隆之传》：自军国多事，冒名窃官者，不可胜数。隆之奏请检括，获五万余人。而韦小喧嚣，隆之惧而止。可见南北弊，如一辙也。特有黄白籍之别，俾得所藉手，则其弊更甚耳。